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国务委员宋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3月4日15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9岁。

一直以来，在穿西装、系领带的老同志中，身穿代表着上一个时代领导人标准制服灰色中山装的宋平格外显眼。

宋平被称为中共党内的最大伯乐，他是一位承前启后者。作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邓小平和陈云信赖的人，他还发掘了胡锦涛。

宋平在甘肃工作了9年，是从甘肃走出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正是从他开始，甘肃这块边远贫瘠的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的高地。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都曾在甘肃工作过。

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宋平被外放至西部艰苦地区工作。

他先后出任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持西北数省的经济工作。

年轻时的宋平

WG期间宋平曾短暂被打倒，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得以复出。

WG结束后的1977年，宋平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作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大家都清楚，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绵里藏针的政治角力。

远在甘肃的宋平很快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

在他的提议下，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了“真理标准”座谈会，对文章精神表示支持——这也是中国省级行政区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

宋平这次旗帜鲜明的表现，直接奠定了他未来的仕途走向。

1996年，作家叶永烈通过宋平之子宋宜昌向其求证：为什么甘肃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有没有来自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

宋宜昌给予了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叶永烈说，由于宋平在“真理标准”论战中，“态度鲜明，加上他的工作业绩，后来被调往北京，（十年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

1979年春，宋平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来到甘肃省建委主持座谈会。

在这次视察中，一位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汇报引起了宋平的注意。

副处长在汇报中条理简要、数据清晰，颇有自己当年的风范。

再一经询问，该副处长还是六十年代初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高材生——这在WG后那个人才凋敝的时期是非常稀缺的。

当年该副处长已经三十七岁，1979是他在甘肃省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

宋平有意识地与汇报工作的副处长进行交流，尤其是在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副处长的观点让他十分激赏。

次年，随着拨乱反正、腾坑挪位的全面展开，宋平将副处长直接拔擢为副厅级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1981年，宋平高升入京，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中组部部长等要职。

在他的关心下，那位被赏识的年轻人也从甘肃走向了京城的大舞台。

之后，宋平作为中组部部长，以“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和邓小平、陈云等提出选拔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从此，一段“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成为佳话。

三

宋平喜欢穿中山装和布鞋、出门不带警卫随从，希望别人叫他同志，他不是一个在前台的人，但是对他看中的人或者事，他总是积极站台，隐在他们身后默默支持。

宋平作为最后一位身穿中山装拍摄标准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使得国外有人认为宋平可能是一位保守派。与宋平不同，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积极推荐领导干部穿着西装。

宋平曾亲自修改并签发一份关于作风问题的规定，要求：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宣传人民群众活动为主，对各级领导的活动都要尽量压缩。领导下基层不搞迎来送往等。而宋平本人严格遵循这些规定。

1977年8月，宋平和群众一起修梯田。

1972年7月，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平赴临洮县中孚公社调研，访问了几户农民，察看了牛头沟小学。宋平看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学校办学条件很差，心里很不好受。

这天中午，临洮县革委会负责人安排杀鸡招待。开饭后，宋平很恼火地说：“遭了这么大的旱灾，群众生活这么苦，你们还杀鸡招待！”县里负责人边检讨，边劝宋平，既然已经做了，总得吃点，不然就浪费了。

饭后，宋平拿出50元钱，替随行人员交了伙食费。县里负责人后来感慨：“这顿饭值不了50块钱，像宋书记这样严格要求的领导，我还没有见过！”其实，宋平饮食很简单，有馒头和烩菜就够了。

1987年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宋平积极推动干部交流。他认为，这可以让干部们开阔眼界，对丰富知识、积累经验、提高领导水平都有好处。

3年后，中共中央推出《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这对培养选拔人才产生了极大影响，几乎成为现在干部队伍培养的一种常规模式。

四

在北京西城区一座毫不显眼的四合院里，宋平安度平静的退休时光。他深居简出，平日里看书读报看电视，品茗散步，写书法。

2017年4月是宋平的百岁诞辰，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连他的老部下、中组部原副部长刘泽彭都不清楚。刘泽彭告诉记者，宋平从不允许别人为他祝寿，也坚决不透露具体日期，这是他的秘密。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原主任陈东林很早就认识宋平了。1953年9月，刚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1956年又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陈东林的父亲也在国家计委工作，陈东林和宋平的儿子宋宜昌也是同学。

几年前，陈东林和宋宜昌聊起学校生活：“那时候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身上没钱，衣服也挺旧。”宋宜昌说：“那是我父亲管着我们啊，太严了。每个月饭钱就只给将将够吃的，有时还忘给，就得跟同学借饭票。”陈东林问：“你父亲的钱干吗去了？”他笑着说：“呵呵，可能他都交党费了吧。”

宋宜昌是科普作家、军事文学作家，写过《海军史》等不少著作，会几门外语，但退休时只是科普出版社一个普通副编审，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陈东林听说，宋平还在常委任上时，一次和宋宜昌一起去北戴河，他让宋宜昌自己买票坐车去，不能坐他的专列。宋平儿媳的工作单位有变，他嘱咐不许其他人帮忙安排，让她自己去找工作。

2012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想采访一些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老同志。为此，陈东林与宋平秘书联系，宋平同意接受采访。

2014年，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国家人文历史》刊登了这篇访谈文章，并按照规定付给3000块钱稿费。陈东林上门去送稿费，宋平秘书说：“不能收，宋老说了，接受采访是他的工作，工作怎么能收稿费呢？”

2015年12月，陈东林第三次采访宋平。这次采访同行的还有攀枝花文物局局长张鸿春等人。此前，宋平曾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题写了馆名。陈东林听说，宋平从不轻易题词，并且一定要通过组织手续找秘书。

攀枝花方面想送一些纪念品聊表心意，陈东林说宋平不会收的，建议不要送。这次，张鸿春仍然带了一块攀枝花的苴却砚，特地说明是本地产的纪念品，不是买的，送给宋老写书法用。但宋平说，中央有八项规定，不能收礼，还是把砚台退了回去。

陈东林发现，宋平几次接受采访穿的是同一件白衬衣，他问宋平：“宋老怎么总穿同一件衣服啊？”秘书解释，他只有这件比较齐整的衬衫。陈东林问宋平在天安门观看大阅兵时穿的是不是这件，他回答说是的。

宋平家中的客厅里有一个大地球仪，每次看到新闻事件，他就去转动地球仪查找地点。“但他不评论现在的中央决策。他很守纪律，退休了就只谈退休老人该关心的事。”陈东林说。

宋平一直很关心希望工程，1994年，宋平、陈舜瑶夫妇通过中央希望工程总部搭桥，资助了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板岩乡王家村的三名小学生。第二年8月，他们夫妇致信陕西山阳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寄去1600元钱，帮助4名儿童复学。

宋平退休后有一次去四川，负责接待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曾是他在甘肃工作时期的秘书，劝他去趟九寨沟，好不容易说通了。

第二天，专机已经准备起飞，他却坐在沙发上不起来，说：“啊，去九寨沟吗？我先问你们个问题，飞到九寨沟，飞机用多少油啊？要花多少钱啊？这些钱能建几个希望小学啊？”最终没有成行。

如今，这位109岁的老人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文摘精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