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邵东货”到“邵东制造”的背后

对于邵东，我从小就是仰望的。

最早的印象是牛马司。我一位堂叔在牛马司煤矿上班，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的区别。人家是上班的，外边有工作的。而绝大多数的我们，都只是农村人。因此每次堂叔回家，我们都很羡慕。一些人只要看到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递上一支喇叭烟。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邵东的箱包。20世纪90年代初，家乡突然兴起了一股做箱包生意的热潮，大家通过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老乡带老乡，纷纷离开土地出去做起了箱包的买卖。首站选择的就是邵东，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邵东进货去”。因此，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邵东这个地名显得很潮、很中心、很洋气，是一个可以创造和带来财富的地方，一个充满机会、活力和希望的所在。

后来，高中同学中有最好的朋友是邵东人，从他们身上多少感受到邵东的文化底色与群体性格。再后来，陆续从不同的新闻与信息中，知道邵东确实很厉害，特别是在打火机、中药材、箱包等领域都走在中部县域的前列。

（一）

对于湖南中部县市而言，邵东的确算一个传奇。在工业化进程中，邵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1949年，全县（原邵阳县东乡）工业产值仅238万元。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国营工业为主导，包括乡镇工业在内的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了8.109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211倍。

1993年，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桃子园旁的一片空地上，邵东工业品市场拔地而起。这个占地仅十万平方米的市场，很快成为中西部商贸的“心脏”。据说每天清晨，市场门口都会挤满了来自贵州、四川的货车，商贩们肩扛手提，将塑料制品、箱包、五金配件发往各地。曾听老乡说：“摊位要抢，凌晨三点就有人排队，市场里人挤人，连转身都难。”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让邵东小商品以价廉物美著称，甚至吸引了沿海客商反向采购。就这样，第一代邵东创业者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和模仿精神，迎来它的第一个商贸经济巅峰。1996年，邵东工业品市场成为中西部商贸中心，形成“邵东现象”，GDP居湖南县级第二。

市场繁荣催生了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邵东的宋家塘镇，一些人嗅到了打火机的商机。他们拆解广州产品，租用300平方米的旧厂房，创办了邵东首家打火机厂。零件靠手工组装，一台压机就是全部设备。工人常被烫伤，但订单却多到接不完。而政府也顺应潮流，采取了非常开明的政策“放水养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减免税收、简化审批，让个体户有了合法身份。那段时间，各类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从五金到箱包，从家电到服装，再到中药材，邵东人用“三不怕”精神，即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丑，硬生生再次闯出了一片天。到1999年，当时的邵东民营企业超千家，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突破40%。然而，表面繁荣却也同时伴随着危机四伏。工业品市场虽热闹，但假冒伪劣商品频现，外地客商抱怨“质量不稳定”，“邵东货”遭遇明显的诚信危机。好长一段时间内市场常会听到各种对“邵东货”的质疑。低价高仿与质量问题，使“邵东货”这一公共品牌面临发展困境，严重影响外部市场的拓展。

好在危机也孕育着转机。1999年，几位商人赴广东考察，带回自动化设备的概念。而当地各级政府也开始下定决心重拳治理假冒伪劣，积极探讨“兴工旺商、制造强县”之路。新千年之际，邵东这个千年古县再次出发，开启了一场转型升级的自我革命。

（二）

说来惭愧，作为邵东市的邻县人，我竟然直到今年的“十一”假期，才第一次踏上邵东这片土地，真正感受邵东，现场聆听这个从小让我仰望的县级市如何自我造就、生生不息的故事。一幅生机勃勃的新质生产力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开启。在号称世界最大的打火机厂，当我走进现代化的智能车间，轰鸣的流水线已被安静高效的机械人方阵取代，全自动焊接机、机器人检测设备正在不停运转。邵东市委宣传部邓星照副部长告诉我，邵东打火机的研发重点早已不再是简单复制，而是攻克像“恒流阀”这样的核心技术。一只打火机，从为欧美户外爱好者定制的防风耐高温型号，到为日本市场设计的迷你精巧款式，背后是数百项专利和深入骨髓的市场洞察。今天的“世界打火机之都”，内核已从“规模最大”悄然转变为“技术领先”和“定义细分市场”。

在仙槎桥镇，金科技创新产业园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一条完整的五金工具产业链在此焕发出勃勃生机。政府通过积极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如智能制造研究院和3D打印中心，推动企业从代工转向品牌化，从低端竞争迈向高端创造。企业通过引入智能设备、加强产学研合作，生产线效率大幅提升，产品从单一扳手扩展到钳子、锤子等130余种系列，年产能突破3亿套件，年产值突破百亿大关，扳手产量独占全国七成以上份额，甚至远销欧美、中东和东南亚，国际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在“南国药都”廉桥，这里不再是药材堆积的“马路市场”。透明洁净的GMP车间里，道地的玉竹、百合正通过自动化生产线，被精准炮制成标准化的饮片。而更富生机的画面在直播间里——年轻的“药三代”们，正熟练地将这些传统药材重新包装，打造成符合都市节奏的即食膏方、养生茶饮，创下单个品牌年销数千万的业绩。今天，随便到全国一个城市，几乎都有邵东人做生意的身影，而活跃在泰国、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邵东人更是超过10万。截至目前，邵东占据全球70%注塑打火机、80%红包市场份额，邵东箱包年产量突破1.68亿个，廉桥中药材市场年交易额超过85亿元。显然，二十多年来，邵东的产业升级之路清晰而坚定：它没有盲目追逐风口，而是在自己耕耘了数十年的土壤里，用智能制造和数字营销这两股活水，让传统产业这棵“老树”开出了最惊艳的“新花”，完成了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的惊险一跃。那么，又有好几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是邵东？为什么不是邵阳九县三区，以及邻近的娄底、衡阳等湘中南的其它县市？换句话说，凭什么邵东那么强？为什么在经历诚信危机后，邵东依然能越过低谷，重新站回产业的峰巅？这种重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有没有其独特的密码？

（三）

经过一番周密的走访，我心中慢慢有了答案。广泛的覆盖范围、庞大的销售网络、强大的制造能力，都还只是邵东故事的表面。除了国家的战略赋能、时代提供的红利外，真正支撑邵东屹立不倒的，是一套高效到极致且能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

外人只看到邵东打火机的生产能力，却不知，在这里，生产一支打火机所需的200多个零部件，在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就能配齐。任何一家龙头企业有了新产品构想，上游的模具厂、注塑厂、电镀厂能在极短时间内响应配合。这种高度集聚和精细分工，形成了类似“产业蜂窝”的结构，将交易成本和创新门槛降至最低，构成了外人难以复制，也难以击穿的整体竞争力。

更有意思的是，邵东人将这套系统思维用在了连接工业与农业上，构建了一条令人称道的绿色循环链条。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我看到一个巧妙的闭环：规模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变成优质的有机肥，用于滋养邵东的道地药材玉竹；而药材加工后的部分植物残渣，又可以作为生态饲料的补充。这条“养殖业—有机肥—种植业—加工业”的循环，不仅解决了环保难题，更关键的是，它用生态化的方式大幅提升了“邵东玉竹”（产量占全国75%以上）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内在品质和价值。在这里，农业不是工业的附庸，工业也非农业的终点，它们通过智慧和设计，成了彼此滋养、价值倍增的共生体。这揭示了邵东发展的另一层逻辑：它的强大，不在于拥有某项单一资源，而在于将一切现有资源，包括曾被视作负担的“废物”，都精妙地编织进价值创造的网络之中，实现系统效率的最大化。

但这些还不是根本。

在邓星照副部长的推荐下，我特地走访了被誉为“江南民居活化石”的荫家堂。这座拥有上百间厅房、规模宏大的清代宅院，带给我的震撼，远不止于其建筑本身。邓部长跟我再三强调，这座建筑是邵商精神当之无愧的源头所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座“邵商精神”的实体纪念碑，无声地诉说着邵东的先民们是如何凭借勤劳、诚信与胆识，完成原始积累，并敢于将财富转化为可传世的基业。而与这座古老建筑形成精神对话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儿女那种敢拼敢闯、坚韧不拔、刚直不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底座。

（四）

我只是简单了解了一下邵东的历史人物，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感染。申承述家族，清道光年间邵东旺族，抓住难得商机，通过蒸水船运粮食到全国各地做生意，成为湘中南最大的粮商，为“宝庆三富”之一。赵芹芳，清末至民国时期商人，1910年受兴办洋务影响，从上海购锅炉及抽水设备，回邵东棠下桥开办端冲煤窑，开宝庆境内使用近代机械之先河，四年后破产；1920年再次于洪江开办“大成庄”，经营桐油、生漆、皮毛，生意兴隆，后因“预交票”作废倒闭；1928年，赵先后又在零陵、桂林开办永州玻璃公司和盛鑫机械厂，生产灯具、轧花机等，因日军大举进犯，其工商产业再度损失殆尽；三度破产，三度重整旗鼓，永不言败。日寇投降后，赵回乡在棠下桥再次开办锅厂，兼营地产，直至去世。

李寿轩，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副司令员，一线参与组织指挥中朝铁路抢修、运输和防护部队，创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最先进最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也无可奈何。

“硬骨头”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先生，他的《游击队歌》中，“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乐观旋律，早已超越战地鼓角，成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权、不畏时艰的最佳艺术注脚……此外诸如申道发、匡互生、严怪愚、胡铮、贺金声……他们展现出的那份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正直果敢、心怀天下的可贵精神，共同熔铸了邵东人“性直、恶欺、敢闯、敢创、务实、图强”的集体人格。我想，也许正是这种人格，使得“敢为人先、永不言败”在邵东人这里化作了闯荡全球市场的敏锐、深耕实体产业的耐性，以及在每一次技术变革面前自我革新的勇气。

文化，在这里不是装饰品，而是最核心的“操作系统”。

当我把邵东的产业、生态与文化的见闻叠放在一起，一个清晰而立体的邵东终于完整浮现。它绝不是一个冰冷的“世界工厂”标签所能概括，而是一个将强悍而敏捷的制造能力、闭环且智慧的生态理念、深厚而敢为的文化精神三者深度咬合、高效运转的有机生命体。它的每一项决策、每一次转型，都透着一股基于现实的精明和面向未来的野心。这才是邵东涅槃重生的深层密码。

（五）

因而，邵东市的故事，其意义远超出邵东一地。它为无数在全球化浪潮和产业变革中寻找出路的县域，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范本。它或许可以证明：真正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并非全然取决于先天禀赋或特殊政策，更需要源自一种内生的、系统性的生长力量。这种力量，萌芽于独特的地域文化性格，成长于高度协同的市场化产业网络，最终体现为在全球分工中，那种如毛细血管般不可或缺、又难以被替代的坚韧节点地位。邵东产的，远不止是打火机、五金和药材；它更在产出一种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依靠自身智慧、协作与文化定力，生生不息、向上突围的发展哲学。

这，便是邵东留给我最饱满、最深长的思考。

（周志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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